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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国志》中对曹操的真实描写

发布日期:2019-06-29 02:40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曹操对时局的把握亦是非常地精准。董卓作乱之后,纵兵抢掠京城,另立君王,自封相国,引起了各路诸侯豪强的反对,已然是失“义”于天下。曹操认为“卓必覆败,遂不就拜,逃归乡里”3],之后他加入了以袁绍为盟主的“反董卓联盟”。然而这一-联盟中的各个势力却是离心离德,根本无法与董卓相抗衡。于是曹操喊出“投死报国, 以义灭身”的口号,以一个“义”,站在了时代的更高台阶。除了对时局具有精准的洞察力之外,从《三国志》中,我们还可以看到曹操在应对大大小小战役时卓越的指挥才能,以及勇于不断革新的政治魄力。他奖励耕战、重视人才选拔,并且减免赋税、加强对功臣的奖赏。《三国志》中记载了很多曹操运筹帷幄,,出奇谋而制胜的战役。曹操初显指挥才能是在驻军顿丘之时。当时于毒、白绕、眭固等黑山贼攻打东武阳,曹操大破之。《三国志》中,我们还可以看到曹操在应对大大小小战役时卓越的指挥才能,以及勇于不断革新的政治魄力。他奖励耕战、重视人才选拔,并且减免赋税、加强对功臣的封赏。这一系列的举措稳定了他在北方的统治,其经国之才显露无疑。

  三国志最早以《魏书》、《蜀书》、《吴书》三书单独流传,直到北宋咸平六年(1003年)三书才合为一书。

  《三国志》也是二十五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,因为其过于简略,没有记载王侯、百官世系的“表”,也没有记载经济、地理、职官、礼乐、律历等的“志”,不符合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。《三国志》全书一共六十五卷,《魏书》三十卷,《蜀书》十五卷,《吴书》二十卷。《三国志》名:为志其实无志。魏志有本纪,列传,蜀,吴二志只有列传,陈寿是晋朝朝臣,晋承魏而得天下,所以《三国志》尊魏为正统。

  《三国志》为曹操、曹丕、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、文帝纪、明帝纪;而《蜀书》则记刘备为先主传 、刘禅为后主传;孙权称吴主传 ,记孙亮、孙休、孙皓为三嗣主传。均只有传,没有纪。

  从篇幅来看,《魏书》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,《吴书》约占三分之一,《蜀书》约占将近四分之一,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。在陈寿撰《三国志》以前,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、吴的史作,如王沈的《魏书》、鱼豢的《魏略》、韦昭的《吴书》等,

  可供陈寿参考取材。但蜀汉不像魏、吴二国设有史官,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。《三国志》取材精审,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、慎重的选择,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,不妄加评论和编写。这虽使《三国志》拥有了文辞简约的特点,但也造成了关键人物史料不足的缺点。

  《三国志》:“汉末,天下大乱,雄豪并起,而袁绍虎视四州,强盛莫敌。太祖运筹演谋,鞭挞宇内,揽申、商之法术,该韩、白之奇策,官方授材, 各因其器,矫情任算,不念旧恶,终能总御皇机,克成洪业者,惟其明略最优也。抑可谓非常之人,超世之杰矣。”译文:汉末,黄巾起义,汉朝要求各地豪强帮忙对付。人们认为这是因为朝廷腐败,宦官当权。朝廷的大将军何进打算消灭宦官,不用廷尉,而是招各地方军队进京,结果何进被宦官暗杀。袁绍与曹操等何进一派军人起兵消灭宦官,但是宦官挟持皇帝逃跑被凉州来的董卓拦下。然后董卓入京,掌握大权,废了原来的皇帝,立了汉献帝。袁绍曹操等人逃出京城,集结天下英雄,反对董卓的暴虐。但是天下英雄对于消灭董卓没有兴趣,攻下洛阳以后,就忙着抢地盘,拉兵马,所以称为天下大乱,雄豪并起。因为袁绍家世好,四世三公,门生遍天下,北方豪杰多附袁绍,州郡蜂起,假绍之名。而袁绍也乘机消灭公孙瓒,兼并了北方的幽、冀、并、青四州之地,兵马达到数十万人,堪称天下最强的军阀。这就是虎视四州,强胜莫敌。而曹操虽然势力不如袁绍,却懂得重用人才,深谋远虑,把袁绍看不上眼的落难的朝廷君臣给迎接到许都,从此可以借天子的名义来发号施令。这就是运筹演谋,鞭挞宇内。

  曹操的形象,不论作为英雄,抑或是奸雄,都符合“真实”二字,《三国志》使之成为英雄,符合历史真实,《三国演义》又使其变成奸雄,则符合艺术真实。从文学角度看,英雄与奸雄尽管有种种不同,但都是成功的艺术形象;从文艺美学方面看,又都是美的,都真实地反映了生活,给人以启迪,给人以智慧,有效地体现了社会意义。《三国志》的作者用极其详实的历史资料,通过文学加工,塑造出了真实饱满、栩栩如生的历史英雄曹操。这种创作方法,基本上是真实的,只是在细微未节的描写当中,进行艺术创造,其目的是为了更加历史人物使真实、更加符合历史原貌。因此,可以说。《三国志》中的英雄曹操是由历史所造就的,曹操与历史共存,犹如一朵晶莹透明的浪花,闪耀在人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。这样的英雄能够适应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,能够为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。《三国演义》(及毛评)则是在历史真实(或者说是历史事件)的基础上另起炉灶,另立楼阁,完全是一套新的人物概念,人物形象已远远抛开了史实,形成了纯文学化的人物形象。如果说,《三国演义》中有不少历史事件的话,从作者思想来说,这些事件主要是用来为作者的思想服务的,而不是为了反映人物的历史面貌。《三国演义》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历史演义小说,说它非常成功,就是因为它塑造了许多立体化的人物形象,当然也包括曹操。本来在《三国志》(及裴注)中,曹操的形象已呈现出了个性特征的复杂化,但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这种复杂化尤其突出,作者罗贯中把《三国志》中曹操的一言一行尽可能地放大,并运用自己的观点来演绎、深化曹操。这样,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曹操不仅是能文能武、屡建奇功、智勇双全的英雄(这是作者依据历史事实而表现出来的历史真实),而且也成了阴险狡诈、凶恶残忍、卑鄙无信的奸臣,这也正是毛宗岗动辄斥之为“奸雄”的真正内涵。作为奸雄的曹操与作为英雄的曹操同样都是成功的。《三国演义》通过对曹操的立体塑造,成功地展示了动乱的社会现实中曹操的典型形象。为了国家的统一,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,他竭尽全力,思贤若渴;为了战胜对手,他博采众议,择善而从;为了巩固实力,他积极号召发展生产,造福一方,即便是在晚年,他也仍然纵横沙场,征战不休。一生孜孜以求,斗志永不削减。我们看到的曹操是一个胸怀壮志、鞠躬尽瘁的政治家。但另一方面,他又是阴森可怕、举动无常、捉摸不透、杀人如草芥的军阀。这就使其性格表现为两面性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这种两面性,《三国演义》中曹操形象的艺术真实性将大为减弱。因为这种性格复杂化的表现,恰好说明人的思想并不是单一的,而是随场合、环境的不同而发生不同变化。从《三国志》到《三国演义》,曹操的形象前后有着许多不同,这些不同都有其社会存在的合理性。而且,我们不难发现,《三国演义》基本上还是以《三国志》为依托,许多事件(尤其历史大事)都直接取材于《三国志》,从这个意义上说,二者又有统一性的一面。就曹操形象本身来说,二者也有许多一致之处。因此,曹操的形象无论“英雄”或“奸雄”,其美学价值都集中体现在曹操这个人物的自身之中,《三国志》(尤其是裴注)中“英雄”的曹操常有许多可谓“奸雄”的因素,而《三国演义》(含毛评)的“奸雄”曹操无非是作者将这些因素夸大并以此作为拥刘反曹的手段而已。

  孙盛《异同杂语》云:“太祖尝问许子将(按许邵字子将):‘我何如人?’固问,然后子将答曰‘治世之能臣,乱世之奸雄。’太祖大笑。”汤用彤《读人物志》亦云:“《后汉书》言许子将目曹操曰‘子清平之奸贼,乱世之英雄。’”另外,《世说新语·识鉴》也说“曹公少时见乔玄,玄曰:‘天下方乱,群雄虎争,拨而理之,非君乎?然君实乱世之英雄,治世之奸贼……。”这是将曹操视为“治世英雄,乱世奸雄”较早的材料。其中刘邵的说法为世人所公认,而乔玄之说,在《世说新语》刘孝标注中已予以否认。《三国演义》也直接取用了刘邵的话。总之,不管怎样,曹操“治世之能臣,乱世之奸雄”一说由来已久,据史料,它也为曹操所接受,曹操听后竟“为之大悦”②、“大笑③”。曹操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“盖曹操素以创业自任也”。④由此,我们可以认为,无论古今,“奸雄”二字,无非有两个含义:所谓“雄”,指英雄,其义甚易理解。而所谓“奸”,则应结合曹操的思想、行为及表现来理解。曹操听了别人称自己是“奸雄”不但不怒,反而非常高兴,正是因为他没有把这句话视为对自己的贬斥,相反,他把“奸”看作是计谋、智慧、权变,并决心以此来发挥自己的特长,在乱世中一显身手。其实,曹操之所以成功,之所以能打败不具备这种“奸才”的刘备、孙权,也正是靠使用这种手段。如果客观、历史地看问题,那么,这些手段的使用,无非是“适者生存”而已,并不像后世“脸谱化”的戏曲舞台上所展示的那么阴险、毒辣、残酷、卑劣。当然,曹操所采取的手段,有时颇为残忍,但是,作为封建军阀,作为在乱世中夺取权利的领袖,有谁能避免得了这种残忍?刘备、孙权是否自始至终是以“仁义”来夺取蜀汉与东吴统治地位的?恐怕都离不开杀戮。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,他们都属于争权夺利的军阀,其中只能是智者胜,勇者胜,得人心者胜!其实,从对社会发展的贡献、作用看,曹操都远远超过刘备、孙权。这样的曹操,我们怎能以脸谱化的“奸雄”一言以蔽之?曹操由历史走上舞台(指脸谱化的戏曲艺术),并作为“白脸奸臣”而家喻户晓,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,再加上毛纶、毛宗岗父子的评点,曹操的脸谱化迅速固定。尽管《三国演义》及毛评之前已有不少拥刘反曹的观点,但是,那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,是政治需要,关键所在也仅是应该尊谁为正统的问题,并没有使曹操的形象有所改变。虽然反对他,仍然把他作为一个英雄(或者说是历史上的“奸雄”)来看的,如典型的习凿齿的观点: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,吴、魏犯顺而强,蜀人杖正而弱,三家不能相一,万姓旷而无主……(晋)配天而为帝,方驾于三代,岂肯俯首于曹氏,侧足于不正?……以晋承汉,功实显然,正名当事,情体亦厌,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!(《晋书·习凿齿传》)显然,习凿齿是欲让晋承汉祧,拥刘反曹。其他如朱熹等反对曹操者,其目的也不是反对曹操本人,而是反对以魏为正统。说透了,这是一种社会需要、政治需求。但到了《三国演义》,尤其是毛宗岗的评点,情况则大不相同。

  毛宗岗在评点中,对曹操大加挞伐,称曹操是“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”,并把他与诸葛亮“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”、关羽“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”相对照,其目的显而易见。就小说美学来说,毛宗岗无论对关羽、诸葛亮,还是对曹操的评点,在人物的美学方面的成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。但问题在于,就曹操本人来说,他却使曹操的形象大为改观。评点中,毛宗岗不断以各种语言攻击曹操。如在小说中曹操听了刘邵的话,不怒而喜之后,毛评道:“喜得恶,喜得险,喜得无礼,喜得不平常,喜得不怀好意。只此一言,便是奸雄本色。”曹操马踏麦田,割发代首,毛评道:

  曹操一生,无所不用其借:借天子以命诸侯,又借诸侯以攻诸侯。至于欲安军心,则他人之头亦可借,欲申军令,则自己之发亦可借。借之谋愈奇,借之术愈幻,是千古第一奸雄。(毛宗岗之语均引自毛宗岗评点本《三国演义》,下同。)

  赤壁大战之后,曹操痛哭郭嘉,认为“若奉孝(郭嘉字奉孝)在,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。”毛评道:

  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,哭虽同,而所以哭则异;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土也,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。前之哭胜似赏,后之哭胜似罚。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钱帛用,又可作挺杖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爱。

  毛宗岗的这些点评,是使曹操成为“奸雄”的重要原因,之后的戏曲舞台竞相把曹操固定为“白脸”而使之脸谱化,渐渐由正面历史人物演变为舞台反面角色,这已离开了历史真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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